还是2025年6月美国司法部发布一项重大政策备忘录,宣布将撤销部分归化公民的美国国籍作为其民事执法的优先事项之一。这份由助理司法部长 Brett A. Shumate 所签署的指令,授权联邦律师在面对入籍欺诈、国家安全威胁、联邦欺诈等案件时优先考虑提起撤销公民身份的民事诉讼。尽管此举以“保护国家安全与法治”为名,但法律学者与移民倡导者警告称,这将造成归化公民身份的不稳定,制造“二等公民”体系,并可能违反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保障的正当程序权利。
取消公民身份
政策内容概览
司法部于2025年6月11日发布的备忘录明确指出:
- 将撤销归化公民国籍(denaturalization)列为民事司五大执法优先事项之一;
- 扩展可适用的撤销情形,包括:
- 入籍过程中虚假陈述或隐瞒犯罪事实;
- 涉及国家安全、恐怖主义、战争罪行等行为;
- 针对政府或个人的大规模欺诈,如PPP贷款诈骗、医保欺诈等;
- 赋予检察官更广泛自由裁量权,可将“任何足够重要”的个案列为优先执法对象;
- 坚持以民事诉讼形式推进,不提供政府律师,被告需自费辩护,举证标准为“优势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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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ke案
6月13日,联邦法院裁定撤销归化公民 Elliott Duke 的美国国籍。该案成为新政实施后的首个案例。Duke 为英籍出生者,于2013年入籍美国,放弃英国国籍,但司法部调查发现,其早在2012年即涉嫌传播儿童色情内容,入籍时未如实申报。Duke最初尝试为自己辩护但无法找到律师出庭,最终被法院缺席判决撤销国籍,陷入实际“无国籍状态”。这不仅暴露民事程序下当事人权利的薄弱,也凸显该政策可能造成的极端后果。
法律路径与程序分析
依据《移民与国籍法》第340条(INA §340(a)),政府可对通过欺诈、虚假陈述获得公民身份者提起撤销诉讼。
Revocation of citizenship
Revocation of citizenship
图片来源: natlawreview.com
程序特征包括:
- 程序属民事性质:不提供政府辩护律师;
- 举证标准低:只需证明“优势证据”(preponderance of the evidence);
- 可缺席判决:若被告未及时回应,法院可直接作出撤销裁定;
- 无陪审团机制:由联邦法官单独裁决。
这导致许多不熟悉法律程序或资源有限的归化公民处于弱势地位,极易陷入法律陷阱。
法治隐忧-模糊标准与选择性执法
司法部此次扩大适用范围、授权广泛自由裁量,被诸多学者批评为“过于模糊”。
西北大学法学院名誉教授 Steve Lubet 指出,政策语言模糊,易被任意解释,且许多被纳入优先类别的行为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入籍欺诈,而是发生在入籍后,或无关犯罪。“这赋予了政府几乎无限的决定权”。
凯斯西储大学法学教授 Cassandra Robertson 进一步指出,民事程序中的低标准、无律师保障制度,违反了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下的“正当程序”保护。
家庭连带风险与儿童影响
撤销父母国籍可能连带影响通过其获得身份的子女(衍生入籍子女)。一旦父母被撤销身份,子女也可能失去公民资格,陷入“身份中断”或“无国籍”风险,而现行法律并未提供明确保护路径。
司法部对此类家庭后果未作说明,学者担忧此举将破坏原本稳固的家庭结构,引发跨代法律不确定性。
历史背景:从麦卡锡主义到川普主义
撤销国籍并非首次大规模使用:
- 麦卡锡时期(1940-50s):每年达22,000起撤销案件;
- 1967年:最高法院在 Afroyim v. Rusk 案中裁定,撤销国籍违反美国宪政精神;
- 奥巴马政府:启动“Janus行动”,通过数据比对筛查入籍欺诈;
- 川普政府第一任期:设立“Denaturalization Section”,制度化推进相关案件。
现今川普第二任期将其进一步扩张,与其意图终结出生公民权、紧缩难民政策的总体策略一脉相承。
未来走向:滑坡效应与种族公平问题
尽管支持者声称撤销政策只针对“危险份子”,但多数法律专家认为,符合新标准的案件数量有限。为了实现“最大化执法”,政府可能转向技术性或边缘性案件,造成滑坡效应。更严重的是,若该政策在执行中呈现种族、宗教或政治倾向,可能引发宪法挑战,并动摇归化制度本身的合法性。
归化公民应如何自保?
大为律师事务所建议,所有归化美国公民,尤其是近十年内入籍者,应立即:
- 审查自身 N-400 表格是否存在遗漏或错误;
- 若曾涉犯罪、移民身份不实、或未披露事项,应咨询移民律师;
- 若收到法院或司法部来信,切勿忽视,应立即应诉;
- 审慎处理与公民身份有关的所有申请与陈述。
国籍不应成为“条件性”的权利
司法部此番做法虽表面针对“严重罪犯”,实则撼动的是归化制度本身的稳定性。法律应保障所有美国公民—无论出生还是归化—享有平等、不可撤销的国籍权利。正如 Temple 法学院 Laura Bingham 所言:“公民身份不应成为可随时重启审查的条件性资格”。我们呼吁立法者、法院与社会共同监督此类政策执行,确保美国国籍依旧是法治与承诺的象征,而非特权与恐惧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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